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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文化应该从每个员工的心里长出来

2018-01-03 09:27:20        来源:中国食品报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工作而言,概念清晰的必要性尤为突出。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而取得合力的一个前提就是有关方面要对基本概念、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否则各方的努力就不会在同一个方向上。

  管理学中有门课程叫做“商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然而,“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两个概念该如何理解、两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却成了管理学科经常争议的话题。近日,“中国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共识与展望暨第四届中国企业·管理·伦理论坛”在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举行,与会专家共同探讨、寻求中国视角下的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路径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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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厘清“商业伦理”和“企业社会责任”概念

  “厘清概念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会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周祖城表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工作而言,概念清晰的必要性更为突出。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共同努力,而取得合力的一个前提就是有关方面要对基本概念、基本原则达成共识,否则各方的努力就不会在同一个方向上。“商业伦理”“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搞清楚了,两者的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呈现在那里了。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组织与人力资源系副教授刘彧彧认为,必须在企业伦理的基础上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对于一些利益相关者所表现出来的责任更多是外部的行动方式,企业伦理就对这种行动方式提供了道德基础,解释什么样的行动是道德的。而道德基础正是企业社会责任伦理立足的本源,两者密不可分。单单只讲企业社会责任,难免让一些企业陷入迷失,学界与公众也会产生一种印象: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姿态背后还是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者宣传利益相关者。

  “在庞大的工商管理教育系统当中,只有发展管理哲学,企业伦理这些话题才能够真正有它的立足之本”,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周卫中表示,企业常常把时间花在了探讨决策、讨论职能等上面,却忽略了企业的目的,这样在某种程度上或许犯了“舍本逐末”的错误。

  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和实践过程中,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和评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骆南峰表示,从学术角度来看,企业社会责任的测量是开展后续相关关系研究的基础;对于企业管理实践而言,企业想了解自己的社会责任状况,也需要开发一系列相关测量评价工具;社会媒体或者公众也需要通过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对企业进行了解和比较。

  骆南峰更加关注中国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研究,他发现在2000年到2016年期间发表的199篇论文中,体现了71种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同测量评价方法。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测量和评价的方法之所以如此多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理解有很大差异、缺乏共识,这也就导致测量方法和测量内容存在差异。值得思考的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是否应该包含经济活动,是否应该包含企业社会责任的管理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论证。此外,很多测量方法是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展开,这就需要考虑有哪些利益相关者,以及企业对每个利益相关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文明和文化应该从每个员工心里长出来

  中山大学岭南(大学)学院教授陈宏辉则认为,企业是市场的一个替代物,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畴当中,企业就是社会投入与产出的转换器;新制度经济学将企业的目的表述为节约交易成本;一种新的理论则认为企业是文化过滤器。关于伦理型企业有没有竞争优势?商业伦理和企业文化的契合点在什么地方?企业的目标是做大做强还是做稳做久呢?在实地走访企业过程中,被访企业“为什么一定要把企业做大”的反问,冲击了陈宏辉教授和其团队的传统思维框架。

  对此,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齐善鸿的观点非常明确,在未来具有绝对优势的一定是重视伦理的企业。很多企业不考虑长远,只是在现实压力之下挣扎,自然会陷入竞争的红海,最终伤到自己。正是由于见多了这样的惨痛经验,才会引发学界、企业家的思考,进而带来管理学界和企业管理实践的一些变化。

  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企业的调研,陈宏辉发现,一些企业非常注重把传统文化与企业经营实践相结合,在生产经营活动之外对员工进行传统文化教育,鼓励员工通过自学考试提升文化素质和学历水平,面向社会开办学院,用实际行动关爱员工父母。此外,在企业发展方面,这类企业体现出比一般企业更加宏大的愿景和使命感。陈宏辉将此类企业称为“传统文化践履型企业”。近年来,为何传统文化践履型企业不断涌现?陈宏辉给出的答案是,源自企业的生存焦虑、企业对赢利手段的焦虑或反思、企业对发展模式的焦虑。“过去二三十年我们引进了很多西方的管理模式,到了今天很多人开始反思,这些模式真的管用吗?”至于传统文化是否真的有利于公司成长与发展,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企业成长与发展?还亟待进一步的研究工作。

  至于企业文化该从何而来?齐善鸿的看法是,曾经那种“老板文化就是企业文化”的观点与做法肯定是不可取的。因为文化本身不应该由个体决定,用一个人的价值观覆盖群体的价值判断,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反文明、反文化的,是对于人性和文明的背叛。文明和文化有其自己的成长和发展模式,应该从每个人的心里面长出来,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进化。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要有层次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陆晓禾则以“B型公司”为例,探讨新时代企业的社会定位。如今评价一个优秀的企业,常常会说“Best for the World”,需要注意的是,以前这句英文表达并没有出现介词for,而是用了in。可见“B型公司”致力于解决社会问题,某种意义上它已成为了为公众服务的组织。今天讲一个企业要经营好,并不是单单要求企业赢利,而是要以一利谋众利,为社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政府有责任,企业同样也有责任。这恰恰就是中国话语体系当中“包容”“可持续”的涵义所在。

  周祖城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去考虑企业的一举一动对社会可能产生的经济、文化、环境影响。当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要有层次,不可能要求企业什么责任都包揽过去,哪些是企业要做到的、哪些是企业自愿承担的、哪些又是企业可以拒绝做的,要有明确的层次划分,把概念具体化。

  谈及“企业伦理冲突和伦理批判”,武汉工程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教授吕力的观点是,“我们在探讨企业社会责任的时候,常常隐含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对股东责任两者之间的矛盾”,虽然人们常常说两者是可以统一起来的,但实际上很多时候情况并不是这样的。在理想状态下,企业活动既符合伦理原则,又提高企业收益,同时扩大企业声誉,但在现有状况下企业实际上很难全部实现。近年来,电商的兴起在拉动消费的同时,再一次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商业伦理判断、伦理规则、伦理原则提出了挑战。

  实证研究中常常存在忽视伦理冲突的现象,或者说实证研究常常止步于意识到冲突的存在,却不会去认识冲突背后的东西、进一步揭示冲突的根源。虽然伦理的问题和所有哲学的问题一样,没有最终的答案,但是通过讨论、通过学术界和企业界的互动可以促进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提升。对于企业而言,新时代很多企业的发展是靠文明来推进的,企业不仅要关注如何提高管理效率的问题,更要关注商业伦理的问题。“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我们有必要倡导一种多元化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吕力表示,对于企业伦理问题,学术界的实证研究应当更前进一步,以一种批判态度看待企业伦理问题,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对企业进行冷静观察。因为,学者一方面有推进理论进步的责任,有发表文章的任务,另外一方面更要关切并回应真实的社会问题。 (来源:文汇报 刘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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