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茶史茶 由南向北的文化传播

2018-05-16 14:22:23来源: 中国食品报

  (接上期)

  从下列史料中,我们可以大致追溯到中晚唐茶商的贩运足迹:

  “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邹县属河南道,在兖州境内,齐州在河南道北部,沧州、棣州同属河北道南部,四地在地理位置上连成一片,分列于黄河下游南北两岸。这些地方以及京邑一带城市茶铺里的茶叶都来自江淮,市场如此分散,运途只能是选择汴河,然后再在汴州或宋州集散。

  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潍湖者。”

  西部边民饮茶始自文成公主和亲,当时茶叶曾作为陪嫁之物一同前去,随后吐蕃连同回纥百姓皆嗜茶成风,竟至“宁可三日无油盐,不可一日无茶”的程度,中唐以后政府与吐蕃、回纥长达数百年的“茶马交易”也与此风盛行有关。从赞普摆出的名茶可以看到,当时东南出产的茶叶已向西北销售。至少寿州、舒州和顾渚的名茶是通过运河运至西蕃的。

  “濠亳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这段史料记载的是“劫江贼”劫江区域的划分。泗、亳、徐、汴、宋等州都位于河南道,濠州虽位于淮南道,但与徐泗二州毗邻,这六州分别由汴水、蔡水、涡水、泅水、淮水等几大水系沟通。来自江南、淮南和宣润等道的货物(也包括漕米或贡品),常为这几州的“劫江贼”所劫。可以推测,这些货物若不被劫,必定也是要沿淮、汴河运至北方各地。再者,“劫江贼”以劫掠所获的财物入江淮一带茶山博茶,转换成合法身份后再北归本州转运倒卖,其所走水路中,汴河亦当是主要的一条。

  “泗口税场,应是经过衣冠商客金银、羊马、斛斗、见钱、茶盐、绫绢等,一物已上并税。”泗口为泅水与淮水的会合处,淮阴一带,从邗沟转运汴河须经此地。而在经过这里的茶商中,自然有一部分是要沿汴河再行北上的。

  类似记载还有不少,此处不再赘举。从运河上运来的茶进入北方市场后,主要以两种方式流通,其一,茶叶的直接交易;其二,茶水作为饮料在茶肆中交易。但无论以何种方式,其结果都一样——促使饮茶之风行于更远更广,使普天之下,从宫廷到民间,从文人到百姓,从僧道到隐者,无人不识茶味,无人不闻茶香。宫中饮茶不必多说,每年大量进贡的名茶就是证明;文人闲时待客、独处咏怀乃至友情往来,也都少不了茶。柳宗元有诗《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书并附当州生黄茶一封率然生篇代意之作》,记的是从韶州寄往郴州的茶;刘禹锡《尝茶》诗曰:“生拍芳丛鹰觜芽,老郎封寄谪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菲菲满盟花。”这是在朗州饮茶;刘言史《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云:“粉细越笋芽,野煎寒溪滨”,这是在洛北野外,煎饮来自越州的茶;白居易诗《萧员外寄新蜀茶》中,写的是从蜀地寄往渭水之滨的茶,“闲吟工部新来句,渴饮毗陵远到茶”品的是常州茶;朱庆余《凤翔西池与贾岛纳凉》诗云:“拂石安茶器,移床选树阴”,是在西北凤翔饮茶纳凉;而徐铉《和萧郎中小雪日作》曰:“征西府里日西斜,独试新炉自煮茶”,却又是在征西府里品茶了。可见,茶在唐代已完全进入文人的生活中,成为文士文化的一部分。

  茶也同时进入了平常百姓家,成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所谓“尚茶成风”“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都是当时百姓嗜茶的真实记录。再举几个百姓家常生活的例子:

  荥阳生与长安妓李娃初会,复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洁……李娃引荥阳生入姨宅,俄献茶果,甚珍奇。

  王仙客寻无双,因令塞鸿假为驿吏,烹茗于帘外……王仙客见古押衙,古云:“杀却也。且吃茶。”

  崔莺莺赠张生玉环一枚,兼乱丝一绚,文竹茶碾子一枚。

  从这些唐传奇作品中可知,茶在各地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很平常的待客必备品了。

  茶自为神农氏发现以来,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到唐代终于融入广大百姓尤其是北方百姓的生活中。从南北朝到唐代,从《洛阳伽蓝记》中关于“漏扈、酪奴、苍头水厄、耻不复食”的记载到“穷日尽夜、尚茶成风”,其间是有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的。寺院兴茶在南北朝已很普遍,当时的文人亦多作诗、赋赞茶;南方茶业发展的速度也相当之快。然而南人饮茶仍为北人所不齿,可见本质的原因还在于南北两地文化的差异,在于北人优越于南人的惯有心态。由于历史上封建国家长期以来以北方为政治文化重心,使南北两地在文化上造成极大的差距。

  从物质文化上看,北方先进于南方;从朝廷政策的倾斜上看,仅人才吸纳一项,朝廷就明显偏重北方,朝中北籍官员远远超出南籍者;从精神领域看,北方名人多于南方,文学艺术作品先进于南方,北人在心态上优越于南人。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北人主观地排斥流行于南方的饮茶是完全可以想见的。而进入唐代,南北大一统兼之大运河的开通,不仅在政治上和地域上结束了分裂局面,更重要的是,在文化上促进了南北两地的融合。兼之中晚唐以后,东南地区在全国的地位突显,其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呈现出不可低估的势头,南粮北调以及包括茶叶在内的南方物资的北运又日益加强北方对南方经济上的依赖。不言而喻,这种态势会对南北两地间的隔阂发挥潜在的消解作用,而这对于两地文化的融合,也未始不是件好事。

  可以这么说,没有这些物质准备,唐代文化的繁荣不可想象,北人最终能接受饮茶并达到“比屋之饮”“穷日尽夜”的狂热程度,也不可想象。所以,有理由认为,承载过无数茶船的运河就是唐代饮茶之风的北渐之路。而且,从这一意义上说,《封氏闻见记》中关于开元中泰山灵岩寺降魔大师因兴禅教而带动北人饮茶的记载,就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饮茶之风在北方兴盛的起因,而只能视作中唐以后南北文化融合大背景下的一种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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