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农民种菜调查:这些合作社为什么能种出“独家菜”?

2020-07-02 11:38:58来源: 中国食品报网


“这两天线上蔬菜的需求量又增加了,感觉出现了疫情发生后的第二个销售高峰。”近日,上海市郊部分蔬菜种植户表示,上海蔬菜供应的新变化让他们又喜又忧——

喜的是线上新经济发展让蔬菜“烂在田头乏人问津”的现象大为减少;忧的是部分农民种的菜仍旧找不到好买家,售价也不高。

随着“夏淡”来临,有没有办法既能让市民便捷地吃上平价、安心的蔬菜,又能保障农民收入?记者走访市郊多家蔬菜生产供应大户,试图寻找答案。

“有竞争力”的菜是什么?

不少合作社都提到,要保障种菜人利益,得具备有竞争力的产品,让农民拥有议价权。

上海太来果蔬专业合作社既是多家企事业单位的农产品供应商,又对接了知名生鲜电商。合作社在青浦区和嘉定区有自己的生产基地,种植面积达到705亩,日供蔬果13.7吨;同时组织其余合作社和农户供应市场,日供蔬果18.5吨左右。自疫情发生以来,合作社的销售情况总体稳定,并且在线上平台带动下,还有所增长。

让人有些意外的是,规模不小的太来合作社,只种了三种菜:大叶蓬蒿、广东菜心、青米苋。

“做农业要有‘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换方向’的意识,做精才能做强。”合作社负责人王印解释说。他在2017年之前,主要从事农产品流通生意,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却发现卖菜还得和种菜结合在一起,“消费趋势是市场需要品质可靠的蔬菜。如果只卖菜不种菜,那是‘无根之木’,难以掌控农产品的品质。”所以,他组建了合作社和生产基地。

但种菜不是随便选品种,而要有所取舍。王印以大叶蓬蒿为例解释,“上海很多绿叶菜来自外省市,包括比邻的长三角地区,但大叶蓬蒿不容易保存,常温下2小时就会蔫掉。如果在上海市郊种植,全程冷链配送,能实现5小时从基地到超市,非常新鲜,不怕没有议价权。”

在太来合作社的包装车间,新鲜采摘的大叶蓬蒿经过称重、简单包装后,迅速装入冷链车,送往市区商超卖场。正如王印所料,由于市场上鲜见新鲜的大叶蓬蒿,合作社的产品颇受商超和线上平台青睐,合作社甚至成为部分平台大叶蓬蒿的唯一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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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来合作社的大叶蓬蒿很受市场欢迎

上海庭娆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乔占也走了一条“人无我有”的种菜之路。在业内,他有个外号叫“马兰头大王”——通常,马兰头一年只能上市一茬,可在他家位于浦东新区书院镇余姚村的基地,马兰头一年能上市四五茬,年销售额超过2000万元。

其中的奥秘在于乔占改良了马兰头的品种,又通过科学种植,提高产量。乔占的父亲是种瓜好手,可乔占务农后,觉得上海市场西甜瓜种植者不少,竞争比较激烈,就想到改种市场欢迎却供应量有限的马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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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占在地里查看马兰头的长势

他跟着市农广校等农业培训机构去外地考察,别人都在看当地的特色农产品,他却到处找“野草”,即各地的野生马兰头。只要仔细看,能发现马兰头有很多品种,开不同颜色的花,黄的、白的、紫的,等等。品种不同,特性也不同。上海本地马兰头品种根茎细、叶片小、病害多;但乔占从外省市引种后,现在产的马兰头根茎结实,叶片大还抗病害,辅之以大棚调节温湿度,上市周期缩短、频次提高。

马兰头种出名气后,乔占还带动周边农户一起种。如今,当地马兰头种植面积达到1200亩,年产马兰头4000多吨,占据长三角90%以上的市场份额。

市场需要的菜是什么?

上海享农果蔬专业合作社在崇明区小有名气,从疫情发生后就订单不断,最近日供市区约30吨崇明蔬菜。合作社负责人倪林娟是个有故事的“新农民”,在种菜这件事上走过弯路。她也觉得,只有种“市场需要的菜”,才不愁卖不掉。

倪林娟是崇明区三星镇人,小时候随支内父母在兰州生活,7岁第一次踏上崇明岛,“兰州绿叶菜很少,回到家乡看到青菜,觉得太稀奇了,菜叶好吃,菜花还能做装饰。那个时候,心里就有了种菜情结。”2001年从东华大学毕业后,她创业开了一家广告设计公司,2010年为照顾家人,回岛务农,“家人有土地情结,我又对绿叶菜情有独钟,回乡种菜很自然。”

一开始,倪林娟选择种青菜,不打农药、不用化肥,觉得生态种植肯定有市场。不料,种出来的青菜卖不掉,因为她选取的品种叫“晚青”,一棵2公斤重,家庭消费很少买。看到长出来的菜没人买,倪林娟把菜送给当地的敬老院,送了几次,敬老院也不收了,“菜太大了,处理起来麻烦。”

这个波折让她意识到,种菜不能只打“情怀牌”和“生态牌”,得种市场喜欢的菜。她还留意到,当地很多农民种“耸肩萝卜”,一个5公斤以上,可市场上卖得好的萝卜在1公斤左右,“菜是好菜、萝卜也是好萝卜,可市场不需要,农民就会白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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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林娟已经是当地农业生产带头人,带领很多合作社和农户为市区供应高品质的崇明菜

于是,这个曾从事广告业的大学毕业生觉得,农民种菜和广告投放有相似之处,要“按需供应”,找准市场痛点。她选择了常见的黄瓜做探索:市场上的水果黄瓜和荷兰黄瓜都卖得不错,可各有其短,“水果黄瓜水分太多,荷兰黄瓜刺太多。我们就在农业专家的指导下嫁接育种,培养自己的黄瓜品种,含水量低了,刺少了,取名‘枝青’。这是‘知青’的谐音,纪念我父母的青春岁月。”

“枝青”上市后,消费者反馈非常好。“看,不是有情怀就能种好菜,还得种有市场需求的菜。”倪林娟分享经验说。

优质才能优价

优质优价是农民对农产品的期待。不过,优价的前提是优质。买菜的“阿姨妈妈”都知道,同样品种的菜,品相差很多,价格也差很多。以颇受上海市民欢迎的青菜为例,这些天便宜的售价每500克不到2元,可质量高的能超过5元。

获评2016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的王波是上海王波果园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很早就申请了“王波果园”商标,申报青菜及其他种植蔬菜产品绿色认证。

在合作社朴素的办公区,最显眼的是一幅海报:客户就是咱爸妈,质量是企业的生命。记者问起这条横幅,王波不好意思地笑笑:“我文化程度不高,写得通俗了点,但对农产品质量的追求和对客户负责任的态度都在这句话里面了,只有品质好,才是硬道理,才能赢得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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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波果园合作社的办公区的横幅写得通俗易懂

王波是土生土长的崇明人,却是地地道道的“海归”农民——他曾赴日本在一家农场打工。在日本农场,让他印象最深的是:要做精品农业,把每一棵菜都种好。

他仍清晰地记得,日常劳动中总能看见日本老板的身影,向学习者示范种好每一棵菜的过程,包括挽起裤管踩到泥地里教他们。因为老板的认真,当地百姓非常尊重他;也因为老板的认真,当地百姓非常信任他的产品。

经过6年的辛勤劳作和学习钻研,王波在日本收获了农场经营、农产品种植的第一桶金。2004年回国时,老板开给他的年薪有20万元人民币,当时算是高价,可他想的并不是简单装满自己的腰包,而想把在日本学到的种植经验带回家乡,带领乡亲们一起致富。

回国16年后的今天,王波的愿望初步实现了。他将家里原先的5亩地发展成为拥有760亩土地、100多名员工的重点示范合作社,拥有市级示范社、区级示范社、规模化基地等众多荣誉称号。合作社也是盒马、叮咚买菜等生鲜电商的供应商,部分平台还单列出“崇明菜”——同样的品种,能比外省市供应的贵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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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宗的崇明生态蔬菜有溢价优势,部分线上平台还特意注明“崇明”二字

如今,王波成了员工嘴里的“老板”,他也和那位日本老板一样,认真对待每个种植环节。记者见到他时,他身穿工作服、脚穿雨靴,一身下地的装扮;采访一结束,他立刻开着拖拉机赶往田里。在机器的轰鸣声中,他大声向记者解释:“只有时刻在田头,才能知道菜种得好不好……”

种的品种少了,为什么收入反而多了?

部分合作社负责人就如何种出优质菜时,还不约而同提高两个词:“做减法”和“少而精”。

在上海市郊,较常见的是农民自己种菜、自己卖菜。为了吸引更多的采购商,农民大多选择增加种植品种。可王印觉得,不同种类的菜种植方式不同,管理成本很高,对种植技术的要求也很高,最后出产的品相未必最佳,所以农民收入难以提高。

太来合作社只种三种菜,送出去的菜却有很多种,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来自周边合作社和农户。“我们给这些合作社和农户宣传了‘种精品’的理念,还为他们算了一笔账——通常,一对夫妻种五六个品种蔬菜,最多照顾三四亩地;种单一品种,一对夫妻可以照顾10亩地,而且种的是精品。单个基地单个品种形成了规模,就能对接超市卖场、电商等大客户,从而提高议价权,实现增产增收。”王印说,这笔账算得过来,所以合作社周边不少农户跟着他们干。

倪林娟也提出要减少品种、强调品质,“传统农户种植的蔬果种类太分散,品控比较难,议价权弱。”眼下,享农合作社对接了20多家农业合作社及600多户种植散户,根据相关合作社和农户原先的种植基础,采取“一村一品”的方式,减少品种、统一标准、强化优势。

向化镇花园村种了不少甜芦粟。以前,甜芦粟成熟后,农民等着采购商上门。有些农民还在游客较多的景点和码头摆摊吆喝,就怕滞销。“这些甜芦粟品种不同、规格不同,没法进入规模化的销售渠道,农民自己练摊,很是辛苦,赚钱却不多。我们就引导他们接受订单农业的理念,统一品种,按标准种植。”倪林娟说,从多个品种的甜芦粟变成一个品种,看起来是做减法,实际收入却是做加法,“订单农业要求农民种的都是优质品种,甜芦粟能从6月底7月初卖到10月,供应期超过120天,订单农业采购价也能比自己吆喝高一些。”

从去年开始,花园村95%的甜芦粟由享农帮着,进入了市区超市卖场和生鲜电商。有了口碑后,客户主动上门。这几天,生鲜电商已经来问甜芦粟什么时候能上市。通过与线上平台对接,农民不用再愁甜芦粟卖不掉,市区消费者也能便捷地品尝这一崇明特产的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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