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 民建安徽省委会副主委 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 农业“走出去”正面临难得发展机遇

2018-03-07 12:16:51来源: 中国食品报

关键词 制度升级 全球战略


赵皖平

  针对我国现阶段农业产业存在的问题,对三农问题有独到见解的全国人大代表、民建安徽省委会副主委、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赵皖平今年两会提出了《关于加快建立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支持政策体系的建议》和《关于强化完善对农业“走出去”支持政策的建议》,展示了其对未来农业发展趋势的判断与构想。

  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助升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统筹兼顾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扶持小农户,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把小农生产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培育各类专业化市场化服务组织,推进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帮助小农户节本增效。”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一家一户的小规模经营,难以推广普及新技术、新品种、新装备,更无法避免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出现了“谁来种地”“怎样种地”的瓶颈。赵皖平认为,要实现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向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农业副业化、兼业化向职业化转变,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就必须建立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有利于增加经营权红利,促进流转权行使,从而逆向稳固承包权,实现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从1.0版向2.0版升级。

  同时,产业兴旺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要求,现代农业不兴旺,农村就谈不上产业兴旺,乡村振兴也就无法实现。此外,品牌粮食生产是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没有统一布局、统一供种、统一农业投入品管理、统一收购烘干(以下简称“四统一”),品牌粮食生产就会落空。没有品质支撑的品牌粮食,实质不过是“贴牌粮食”。唯一能够将“四统一”串联起来且兼具规模的市场主体,只有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企业。因此,赵皖平认为,支持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是贯彻落实十九大重大部署的重要内容,是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必要措施,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要求,也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选择。

  赵皖平认为,支持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政策目前存在三大问题:一是对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重点难点研究粗糙。一方面,涉农部门众多,支持政策体系设计缺乏系统性;另一方面,因为部门利益原因,涉农服务风险大,收益低,部分部门无意将支持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经营重点和优先方向,诸如金融、保险、担保等。

  二是对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需要支持的焦点把握不够精准。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模式多样,环节众多,看起来百花齐放,各具特色,实际上许多服务模式并未掌握现代农业发展内涵,部分模式只顾眼前利益,缺乏成长性。他认为,安徽农垦总结提炼的“331”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契合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和现代农业发展需要。他们针对适度规模经营可能会遭遇的自然风险、经营责任风险、市场风险以及融资难融资贵、卖粮难卖粮贱等问题,聚焦设计并在实践中完善服务模式,具有较强生命力,值得研究推广。

  三是少数部门在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政策方面缺乏创新性。部分部门不从新时代现代农业发展大局出发,在政策上一刀切或沿袭老政策老规矩,缺乏主动创新精神。

  对此,赵皖平提出三方面建议:第一,尽快制订(修订)高标准农田治理标准。近年来,随着我国国力增强,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高标准农田,取得一定成效。但许多经过治理的农田,只是外在形状的改变,农田生产力水平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尤其在水利体系的末梢环节基本未触及,导致大量治理过后的所谓高标准农田一年只能种植一季。其中原因较为复杂,包括但不限于专业知识欠缺、工作作风不实、小农思想沿袭等。有关部门应当紧扣现代农业发展对农田生产力水平的要求,吸纳农业、水利、农垦等部门参与,及时因地制宜修订高标准农田治理标准,打造升级版“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高标准农田治理标准并付诸实施。

  第二,创建金融、保险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资、避险新渠道。金融部门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经营权抵押或保单质押方式,给予融资贷款;政府设立现代农业发展基金,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给予贴息;通过政府基金,对帮助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缴纳农作物商业保险和为其提供贷款担保的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公司给予贴息补助,利用社会力量建立支持现代农业发展的资金闭环和保证重灾情况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仍然能够开展简单再生产的底线,使农业成为可持续经营的职业。

  第三,创新支持现代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的税务政策。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多方面主体,既包括合作社、家庭农场,也包括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这些主体间相互依存,不可替代。早期,他们干着同样的活,但面对着不同的税务政策。诸如,合作社销售其成员粮食是免税的,而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回收销售其服务主体的粮食需要缴税。理论上,税务政策无可非议,但实践中会严重影响农业社会化服务公司成长,进而影响在大范围内开展品牌粮食生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育等。他建议,国家税务部门根据我国现代农业长远发展需要,对本质上从事相同业务的不同现代农业经营主体,制订公平的税收政策,或者在早期给予优惠政策,并根据现代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适度调整政策。

  全球供应网络让农业“走出去”

  当前,我国三大主粮全面进口,其中,大豆进口量连续多年高达消费量的80%以上。今后,随着国内工业化、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人口的持续增长,食品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我国农业资源紧张的矛盾将更趋严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确保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开发利用境外农业资源的任务将更加繁重。赵皖平认为,我国必须抓紧谋划实施全球农业战略,建立持续、稳定、安全的全球农产品供应网络。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是新形势下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战略需求。

  赵皖平说,农业“走出去”战略正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一是我国提出并正在实施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一带一路”倡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支持和参与;二是中国经济实力、投资能力、消费需求不断增强,中国经济、中国装备、中国消费支持中国农业“走出去”;三是相当部分非洲国家粮食短缺且经常面临干旱威胁,其耕地资源丰富但缺乏投资能力,赴非投资农业广受欢迎,既能彰显我国比较优势,又能间接降低乃至化解我国粮食安全风险。

  但同时,“走出去”的风险也显而易见。农业基础设施及配套保障设施投资大,大宗农产品附加值低,投资回收期长;农业产业链长,价值链依附于产业链,且农业项目是长线项目,需要持续投资;大宗农产品生产是露天、活体项目,极易遭受各种灾害;我国农业“走出去”的主要地区是发展中国家乃至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不能为我国“走出去”的农业企业提供融资、农业补贴、农业保险等方面的支持。

  此外,还有一些政治、经济、社会、自然方面的因素,导致我国许多农业“走出去”企业困难重重。赵皖平建议,应当强化完善农业“走出去”支持政策。第一,建议在“走出去”专项资金中增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基础设施落后是制约非洲国家农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也是赴非农业开发成本高的关键因素。建议政府在农业“走出去”专项中,增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扩大配套海外农田水利(如节水灌溉)、农机装备、烘干仓储等基础设施投资,带动国内产能“走出去”,同时提升企业境外农业投资回报率。

  第二,建议将非洲作为我国农业“走出去”的首选地区。一是非洲粮食短缺,欢迎国际农业投资,同时,缓解非洲粮食危机,可间接化解我国粮食安全。二是在政治上非洲一直是中国友好地区,非洲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矿产资源和石油,增加非洲粮食供应,有利于巩固中非传统友好关系。三是非洲农业资源要素丰富,发展现代农业潜力巨大,长远来看,不仅可降低我国主粮安全压力,甚至可分解我国大豆供应风险。

  第三,建议将农垦作为农业“走出去”的排头兵予以重点支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了农垦新时期的重要作用,其中之一就是农业对外合作的排头兵作用。经过近70年积累,农垦在农业组织化、机械化、科技化、产业化等诸多方面具备明显优势,而这些正是农业“走出去”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赵皖平建议,一方面,动员全国各垦区积极申报农业“走出去”项目,尤其对安徽、黑龙江、广东等先期“走出去”且成效明显的垦区,优先予以支持,对其申报的项目,优先列入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部际合作协议框架,支持其做强做大。另一方面,支持以农垦为平台,打造农业“走出去”舰队。探索实践以农垦为排头兵的“农业走出去联盟”模式,带动农业产业链企业“走出去”,联盟企业间资源共享、信息共享、服务共享。在条件成熟时,可采取“以省包国”形式,统筹协调各省农垦及其他农业龙头企业分赴不同国家开展农业开发,组织大豆生产,逐步减少从美洲进口大豆数量,降低生物风险,同时培育生产领域的国际大粮商。本报两会特派记者 罗晨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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