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笔下的浓浓年味儿

2020-01-22 10:58:53来源: 中国食品报网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作为中华民族最为隆重最具仪式感的传统节日,春节(农历新年)从古至今都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同时也是历代文人最为津津乐道的主题。和旧时的新年相比,如今过春节,有些习俗在时光流逝中已经淡化了不少,但是通过梁实秋、老舍、冰心等名家的妙笔,我们能够咀嚼到那个年代特有的年味儿,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袁枚  万种春归灯影外,一年事尽水声中

  清乾隆八年的除夕,美食家袁枚是在旅途中度过的。他在其著作《双柳轩诗集》中记载:

  “故事县令,正月必诣郡谒大吏,腊尽辄行,适除夕泊淮水上,老仆具牛鳖、燃爆竹,强余饮酒,余领其意,且喜且感,因为诗以贻妹,妹讳机、字素文,亦能诗,而善感者也。贻妹诗如下:谁家爆竹响霜蓬,似为行人报岁终。万种春归灯影外,一年事尽水声中。分开新旧难先唱,独对关山烛不红。此夕光阴倍珍重,长堤亲数漏丁东。”

  袁枚一行三五人除夕一大早从沭阳县衙出发,要赶在大年初一到江宁府给上司拜年。除了袁枚之外,还有仆人挑着一担热饭菜和杂物跟在后边。袁枚等人来到淮河埠头,大船早就停泊于此。当晚的年夜饭也就在船上吃了。年夜饭还算丰盛,有牛肉、甲鱼和酒,且有老仆在岸边放爆竹增强气氛和热闹。虽然袁枚因公务在身不能和全家团聚,但旅途中的过年氛围还是可以的。吃罢年夜饭,不免产生感慨,挂念起远嫁在湖南衡阳的三妹袁机,不知她是否过得可好。由此即兴写了一首《除夕泊淮上》的诗,记录了他这一年吃年夜饭的光景和心情。

  梁实秋  年夜饭照例是特别丰富的

  在梁实秋的《过年》里,作者对儿时的“老式”过年习俗进行了回忆。虽然与现在相隔一个世纪,但有些细节我们是不是也似曾相识:

  “我小时候并不特别喜欢过年,除夕要守岁,不过十二点不能睡觉,这对于一个习于早睡的孩子是一种煎熬。前庭后院挂满了灯笼,又是宫灯,又是纱灯,烛光辉煌,地上铺了芝麻秸儿,踩上去咯咯吱吱响,这一切当然有趣,可是寒风凛冽,吹得小脸儿通红,也就很不舒服,炕桌上呼庐喝雉,没有孩子的份。压岁钱不是白拿,要叩头如捣蒜。年夜饭照例是特别丰富的。大年初几不动刀,大家歇工,所以年菜事实上即是大锅菜。大锅的炖肉,加上粉丝是一味,加上蘑菇又是一味;大锅的炖鸡,加上冬笋是一味,加上番薯又是一味,都放在特大号的锅、罐子、盆子里,此后随取随吃,大概历十余日不得罄,事实上是天天打扫剩菜。满缸的馒头,满缸的腌白菜,满缸的咸疙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见底。芥末堆儿、素面筋、十香菜比较地受欢迎。除夕夜,一交子时,煮饽饽端上来了。我困得低枝倒挂,哪有胃口去吃?胡乱吃两个,倒头便睡,不知东方之既白。”

  丰子恺  吃年夜饭时,碗数必须成双

  1972—1974年,丰子恺用了3年的时间写了33篇随笔。其中一篇《过年》,回忆了儿时在家乡浙江过年时的场景,字里行间充满着乡土气息:

  “年底这一天,是准备通夜不眠的。吃年底夜饭时,把所有的碗筷都拿出来,预祝来年人丁兴旺。吃饭碗数,不可成单,必须成双。吃过年夜饭,还有一出滑稽戏呢。这叫做‘毛糙纸揩洼’。‘洼’就是屁股。一个人拿一张糙纸,把另一人的嘴揩一揩。意思是说:你这嘴巴是屁股,你过去一年中所说的不祥的话,例如‘要死’之类,都等于放屁。但是人都不愿被揩,尽量逃避。然而揩的人很调皮,出其不意,突如其来,哪怕你极小心的人,也总会被揩。笑声、喊声充满了一堂。过年的欢乐空气更加浓重了。

  “年初一上午忙着招待拜年的客人。街上挤满了穿新衣服的农民,男女老幼,熙熙攘攘,吃烧卖,上酒馆,买花纸(即年画),看戏法,到处拥挤。

  “初五以后,过年的事基本结束,但是拜年,吃年酒,酬谢往还,也很热闹。厨房里年菜很多,客人来,搬出就是。但是到了正月半,也就差不多吃完了。我的父亲不爱吃肉,喜欢吃素。所以我们家里,大年夜就烧好一大缸萝卜丝油豆腐,油很重,滋味很好。每餐盛出一碗来,放在锅子里一热,便是最好的饭菜。我至今还忘不了那种好滋味。”

  冰心  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

  过新年是每个孩子一年中最盼望的事情,童年的冰心也不例外。她在后来撰写的散文《童年的春节》中,回忆了自己童年时期欢度新春佳节的情景,隽美的文字流露出纯真的童趣与浓浓的年味儿:

  “过年的前几天,最忙的是母亲了。她忙着打点我们过年穿的新衣鞋帽,还有一家大小半个月吃的肉,因为那里的习惯,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不宰猪卖肉的。我看见母亲系起围裙、挽上袖子,往大坛子里装上大块大块的喷香的裹满‘红糟’的糟肉,还有用酱油、白糖和各种香料煮的卤肉,还蒸上好几笼屉的红糖年糕。当母亲做这些事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不只有我们几个馋孩子,还有在旁边帮忙的厨师傅和余妈。”

  “最有趣的还是从各个农村来耍‘花会’的了,演员们都是各个村落里冬闲的农民······鼓乐前导,后面就簇拥着许多小孩子。

  “新年里,我们各人从自己的‘姥姥家’得到许多好东西。首先是灶糖、灶饼,那是一盒一盒的糖和点心······最好的东西,还是灯笼,那时我的弟弟们还小,不会和我抢,多的那一盏总是给我。这些灯:有纸的,有纱的,还有玻璃的。于是我屋墙上挂的是‘走马灯’,上面的人物是‘三英战吕布’,手里提的是两眼会活动的金鱼灯,另一手就拉着一盏脚下有轮子的‘白兔灯’。”

  巴金  每个碟子下面压着一张红纸条,写上各人的称呼

  巴金自幼生活在四川成都一户地主之家,豪门生活给他留下了抹不掉的记忆。在小说《家》中,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写高公馆过年的情景。高公馆虽然是虚构的豪门,但诚如巴金所说:“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者亲身经历过的。”因此,高公馆过年既是他小时候在自家见到的情景,也是当时很多豪门过年的缩影:

  “大人们忙着准备过年的时候礼节上和生活上需要的各种用品。仆人自然也跟着主子忙,一面还在等待新年的赏钱和娱乐。晚上厨子在厨房里做点心,做年糕;白天各房的女主人,大的和小的都聚在老太爷的房里,有的在右上房的窗下,或者折金银锭,是预备供奉祖先用的;或者剪纸花(红的和绿的),是预备贴在纸窗上或放在油灯盘上的。”

  大户人家的年夜饭到底有多奢华、多讲究?从巴金的小说《秋》中可见一斑:

  “两张大圆桌摆在堂屋中间,桌上整齐地放着象牙筷子,和银制的杯匙、碟子。每个碟子下面压着一张红纸条,写上各人的称呼,诸如老太爷、陈姨太之类。每张桌子旁边各站三个仆人:两个斟酒,一个上菜。各房的女佣、丫头等等也都在旁边伺候······八碟冷菜和两碟瓜子、杏仁摆上桌子以后,主人们大大小小集在堂屋里面,由高老太爷领头,说声‘入座’,各人找到了自己的座位······”

  夏鼐  除夕傍晚,于中庭堆柴作燔祭

  考古学家夏鼐在其日记里记录了1943年、1948年、1949年在浙江温州过年时的情景,其中不乏有祭灶、还冬、分岁等当地传统腊祭习俗。简洁的描述,让读者了解到那个年代春节特有的民俗:

  “下午家中‘还冬’,于潮涨时举行。在中庭燔柴为祭,祭品则以天雨改陈于正厅中,凡十二品(猪头、烧鹅、腊肉、鸭、鸡、松糕、瓯柑、饭、鲤鱼、元宝(糖糕所制)桃糕、豆腐)。另一桌祭五路财神,仅有十品,即略去猪头及烧鹅也。今年各物奇昂,猪头六七十元,鹅40余元,鲤鱼一对40元,他物类推。

  “今日为除夕,傍晚家中于庭堆柴作燔祭,点岁灯,令儿童辈分置于家中各处,然后用除夕酒,分压岁钱与儿童辈,夜间守岁,食煨芋。”

  郁达夫  客人来之前屋里厨下的那一种兵荒撩乱的样子
夫

  郁达夫把浙江杭州称作“婿乡”,意思自己是杭州女人的夫婿。他有一篇《婿乡年节》,讲的就是在杭州居家过年的杂事,诸如做粽子枣饼、请客吃饭、打牌登山等。赋闲在家的他,虽然也为生计发愁,但却不失魏晋风度:

  “先要从杭州旧历年底老婆所做的种种事情说起。第一,是年底的做粽子与枣饼。我说:‘这些东西,做它作啥!’老婆说:‘横竖是没有钱过年了,要用索性用它一个精光,籴两斗糯米来玩玩,比买航空券总好些。’于是乎就有了粽子与枣饼。第二,是年三十晚上的请客......酒是杭州的来得贱,菜只教自己做做,也不算贵。麻烦的,是客人来之前屋里厨下的那一种兵荒撩乱的样子。

  “年三十的午后,厨下头刀兵齐举,屋子里火辣烟熏......天晚了,客人也到齐了,菜还没有做好,于是乎先来一次五百攒。输了不甘心,赢了不肯息,就再来一次再来一次的攒了下去。结果弄得头鸡叫了,夜饭才兹吃完。有的说‘,到灵隐天竺去烧头香去吧!’有的说‘,上城隍山去看热闹去吧!’人数多了,意见自然来得杂。谁也不愿意赞成谁,九九归原,还是再来一次。屋里头,只剩了几盏黄黄的电灯,和一排油满了的倦脸。地上面是瓜子壳,橘子皮,香烟头和散铜板。

  “客散了,太阳出来了,家里的人都去睡觉了;我因为天亮的时候的酒意未消,想骂人又没有了人骂,所以只轻脚轻手地偷出了大门,偷上了城隍山的极顶。一个人立在那里举目看看钱塘江的水,和隔岸的山,以及穿得红红绿绿的许多默默无言的善男信女,大约是忽而想起了王小二过年的那出滑稽悲剧了吧,肚皮一捧,我竟哈哈,哈哈,哈哈的笑了出来,同时也打了几个大声的喷嚏。”

  张爱玲  快过年了,村子里每天总有一两家人家杀猪

  《异乡记》是张爱玲在1946年初由上海前往温州的途中所写的札记,文中有大段篇幅描写农村过年、杀猪的景象,如今读来依旧鲜活生动:

  “快过年了,村子里每天总有一两家人家杀猪。我每天天不亮就给遥远的猪的长鸣所惊醒,那声音像凄厉沙嗄的哨子。

  “腊月二十七,他们家第二次杀猪。这次不在大门口,却在天井里杀,怕外头人多口杂,有不吉利的话说出来,因为就要过年了。猪如果多叫几声,那也是不吉利的,因此叫到后来,屠夫便用手去握住它的嘴。听他们说,今天是要在院子里点起了蜡烛杀的,以为一定有些神秘的隆重的气氛。倒是把一张红木雕花桌子掇到院子里来了,可是一桌子的灰,上次杀那只猪,大块的生肉曾经搁在这张桌子上的,还腻着一些油迹,也没揩擦一下。平常晚上点蜡烛总是用铜蜡台,今天却用着特别简陋的一种......以后,把大块的肉堆在屋里桌子上,猪头割下来,嘴里给它衔着自己的小尾巴。为什么要它咬着自己的尾巴呢?使人想起小猫追自己的尾巴,那种活泼泼的傻气的样子,充满了生命的快乐。英国人宴席上的烧猪躺在盘子里的时候,总是口衔一只苹果,如同小儿得饼,非常满足似的。”

  张恨水  我就乐意永远在北平过年

  旧时北京过年极为热闹,就连作为南方人的张恨水都为之着迷,以至于他在后来的散文《年味忆燕都》中不止一次流露出对北平过年的眷恋:

  “北平人士之过年,尤其有味。有钱的主儿,自然有各种办法,而穷人买他一二斤羊肉,包上一顿白菜馅饺子,全家闹他一个饱,也可以把忧愁丢开,至少快活二十四小时。人生这样子过去是对的,我就乐意永远在北平过年的。

  “一跨进十二月的门,廊房头条的绢灯铺,花儿市扎年花儿的,开始悬出他们的货。天津杨柳青出品的年画儿,也就有人整大批的运到北平来。假如大街上哪里有一堵空墙,或者有一段空走廊,卖年画儿的,就在哪里开着画展。东西南城的各处庙会,每到会期也更形热闹。由城市里人需要的东西,到市郊乡下的需要的东西,全换了个样,全换着与过年有关的。由腊八吃腊八粥起以小市民的趣味,就完全寄托在过年上。日子越近年,街上的年景也越浓厚。十五以后,全市纸张店里,悬出了红纸桃符,写春联的落拓文人,也在避风的街檐下,摆出了写字摊子。送灶的关东糖瓜大筐子陈列出来,跟着干果子铺、糕饼铺,在玻璃门里大篮、小篓陈列上中下三等的杂拌儿。打糖锣儿的,来得更起劲。他的担子上,换了适合小孩子抢着过年的口味,冲天子儿,炮打灯、麻雷子、空竹、花刀花枪,挑着四处串胡同。小孩一听锣声,便包围了那担子。所以无论在新来或久住的人,只要在街上一转,就会觉到年又快过完了。”

  老舍  在外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

  老舍对于老北京的年俗可谓如数家珍。1951年,他专门写了一篇《北京的春节》,来描写北京春节前后的日程、吃食、礼仪等,充满京味儿的语言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老北京春节的民风民俗画卷:

  “在除夕以前,家家必须把春联贴好,必须大扫除一次,名曰扫房。必须把肉、鸡、鱼、青菜、年糕什么的都预备充足,至少足够吃用一个星期的——按老习惯,铺户多数,关五天门,到正月初六才开张。假若不预备下几天的吃食,临时不容易补充。

  “除夕真热闹。家家赶做年菜,到处是酒肉的香味。老少男女都穿起新衣,门外贴好红红的对联,屋里贴好各色的年画,哪一家都灯火通宵,不许间断,炮声日夜不绝。在外边做事的人,除非万不得已,必定赶回家来,吃团圆饭,祭祖。这一夜,除了很小的孩子,没有什么人睡觉,而都要守岁。

  “元旦(这里指正月初一)的光景与除夕截然不同:除夕,街上挤满了人;元旦,铺户都上着板子,门前堆着昨夜燃放的爆竹纸皮,全城都在休息。多数的铺户在初六开张,又放鞭炮,从天亮到清早,全城的炮声不绝。虽然开了张,可是除了卖吃食与其他重要日用品的铺子,大家并不很忙,铺中的伙计们还可以轮流着去逛庙、逛天桥和听戏。”

  汪曾祺  春而可咬,颇有诗意

  过年读汪曾祺的散文,应该是再适合不过了。在他的作品里,有多处描写过年时的饮食,妙趣横生,比如《四时佳馔》的饺子与春饼,读来另有一番味道:

  “春节吃饺子,比户皆然。有些老北京人家吃素饺子,以蔬菜、炸油饼、薰干切丁为馅,取其清新爽口。立春日吃春饼。羊角葱(生吃)、青韭或盖韭(爆炒)、绿豆芽、水萝卜、酱肉、酱鸡、酱鸭皆切丝,炒鸡蛋,少加甜面酱,以荷叶簿饼卷食。诸物皆存本味,不相混淆,极香美,谓之‘五辛盘’。萝卜丝不可少。立春食萝卜,谓之‘咬春’,春而可咬,颇有诗意。饼吃得差不多饱了,喝一碗棒渣粥或小米粥,谓之‘溜缝’,如砌墙灌浆也。”

  林清玄  过年的心比过年的形式重要得多

  林清玄的童年是在农村长大的,在其散文《过年的记忆》中,他回忆起小时候因家境贫困,“过年往往比平常带来更深的寂寞与悲愁”,但却始终没有对生活放弃希望:

  “农村社会的人,过年的心比过年的形式重要得多,记得我小时候,爸爸在大年初一早上到寺庙去行香,然后去向亲友拜年,下午他就换了衣服,到田里去浇水,并看看作物生长的情况,大年初二也是一样,就是再松懈,也会到田里走一两回,那也不尽然是习惯,而是一种责任,因为,如果由于过年的放纵,使作物败坏,责任要如何来担呢?所以心在过年,行为并没有真正的休息。

  “那一年过年,初一下午我就随爸爸到田里去,看看稻子生长的情形,走累了,爸爸坐下来把我抱在他的膝上,说:‘我们一起向上天许愿,希望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大家都有好收成。’我便闭起眼睛,专注地祈求上天、保佑我们那一片青翠的田地。许完愿,爸爸和我都流出了眼泪。我第一次感觉到人与天地有着浓厚的关系,并且在许愿时,我感觉到愿望仿佛可以达成。

  “那一年的年景到现在仍然非常清晰......我在那时初次认识到年景的无常,人有时甚至不能安稳地过一个年,而我也认识到,只要在坏的情况下,还维持人情与信用,并且不失去伟大的愿望,那么再坏的年景也不可怕。如果不认识人的真实,没有坚持的愿望,就是天天过年,天天穿新衣,又有什么意思呢?” 

  (本报记者  王宁  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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