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道”一说出自皎然，皎然晚年居苕溪草堂，贞元（785—804）初作《饮茶歌诮崔石使君》，时崔石正任湖州刺史。

　　诗咏茶之功：“一饮涤昏寐，情思爽朗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茶道”一说，源出于此。

　　皎然赞誉茶为“破烦恼”的“清高之物”，饮者从中“得道”，即能达到一种不为外物所扰的精神自由。皎然在贞元五年成书的《诗式·序》中也论述到“道”：“贞元初，予与二三子居东溪草堂，每相谓曰：世事喧喧，非禅者之意，假使有宣尼之博识，胥臣之多闻，终朝目前，矜道侈义，适足以扰我真性，岂若孤松片云，禅坐相对，无言而道合，至静而性同哉？吾将深入杼峰，与松云为侣。”

　　皎然另有《饮茶歌送郑容》有句：“赏君此茶祛我疾，使人胸中荡忧栗。”饮茶而神清，禅坐而至静，“破烦恼”“荡忧栗”，不使外物扰我真性。这就是皎然感悟到的“茶道”。皎然把形而下物质的茶与形而上精神的“道”关联起来，其价值与陆羽把茶书著述称为“经”一样，振聋发聩，意义非凡。

　　皎然说“三饮便得道”，从茶中得道，关键在饮茶的人，要有“禅者之意”，能“与松云为侣”。茶道，与前述茶宴、茶诗三者紧密相连，互相融合。茶宴，是喝茶品茗的一种生活方式，诗人在饮茶（包括茶宴）中，得以悠闲，闲中得诗境。

　　所谓“竹下忘言对紫茶”“坐久此中无限兴”。正是这种诗境、诗心，道出了世间事理、人生本真，如白居易诗云：“净名事理人难解，身不出家心出家。”“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

　　唐代许多诗人在诗中表达了他们的哲理思维。刘长卿《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得西字》诗云：“到此机事遣，自嫌尘网迷。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云：“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跂石人。”更有因一首《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而得“亚圣”之尊的卢仝，他诗中的七碗茶，分有形与无形，有形之饮，不过满腹，传玩之味，淡而幽，永而适，忘焉仙也，怡焉清也。

　　（来源：中国茶叶学会）

　　《中国食品报》(2022年09月08日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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