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肆茶坊在唐代是茶业新的经营服务实体，亦是茶文化新的载体。茶肆茶坊的出现与禅宗寺院流行饮茶有关。封演《封氏闻见记》说：“开元（713—741）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

　　按封演所记，专业经营卖茶水的店铺，首现今山东邹县、惠民一带，还有河北沧县以及山东北部和河北东南部，一直到京城长安（今西安）。

　　唐代有关茶肆茶坊的史料不多，仅可见到些零散记载。牛僧孺《玄怪录》载：“长庆（821—824）初，长安开远门十里处有茶坊，内有大小房间，供商旅饮茶。”《旧唐书·王涯传》记载：“李训事败……王涯等仓惶步至永昌里茶肆，为禁兵所擒，并其家属，皆系于狱。”《新唐书·陆羽传》：“时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炀突间，祀为茶神。”

　　王敷《茶酒论》，拟“茶”与“酒”争功，最后“水”出来讲话：“两个（何）用争功，从今已后，切须和同，酒店发富，茶坊不穷。长为兄弟，须得始终。”日本留学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载：“唐开成三年（838）七月来到扬州，廿日未时‘到如皋茶店，暂停’。”

　　从两晋老妇沿街卖茶粥，到中晚唐时“多开店铺，煎茶卖之”，历经400多年，茶肆茶坊这种新业态的出现，标志唐代茶叶进一步商品化，茶叶消费更加普及，也顺应了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城市的繁荣，活跃在城镇的商人、工匠、挑夫、走贩以及为城镇上层服务的各色人等，形成了一个庞杂的社会群体，他们需要有一歇息、相聚、活动的场所，茶肆茶坊满足了这一客观需求。

　　日本留学僧入唐,开启茶叶对外传播。唐代中国文化灿烂辉煌，光耀四方，使邻近国家、民族咸蒙其泽。世界各国纷纷遣使节、留学生来唐学习，唐代文士、僧侣和商人与他们广泛结交、友好往来。中国茶及其文化，随着这种友好往来外传，其中以向日本的传播最为频繁和突出。日本来访者中唐时期有日僧最澄、空海、永忠，晚唐有圆仁、圆珍等。

　　最澄，贞元二十年（804）九月到达明州（今宁波），登天台山，从道邃、行满学习天台教义教观。游学8个月，次年回国。最澄携回大量佛教经典、经论、真言道具，于比睿山开创了日本天台宗。同时带回天台云雾茶和茶籽，播种于比睿山山麓。日本《文华秀丽集》中，有最澄呈献嵯峨天皇的诗，嵯峨天皇应答诗中有“亲羽客讲席，供山精茶杯”之句。

　　空海，在长安青龙寺修习禅法，留学三年后，于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春回国。日本弘仁五年（814）空海向嵯峨天皇献上在唐期间搜求到的典籍，在其奉纳表中记录着“茶汤坐来，乍阅震旦之书”。

　　永忠，嵯峨天皇于弘仁六年四月行幸近江韩琦，途径梵释寺，大僧永忠在门外亲自呈献煎茶（《日本后记》）。在唐生活长达30年之久的永忠对煎茶之法格外擅长。同年六月，嵯峨天皇命令在畿内和近江、丹波等地种植茶树，每年进献。同一时期，在皇宫东北的主殿寮之东种植茶树，并用采摘的茶叶在内藏寮的药殿制茶。此时，饮茶成为日本流行的文化，即使在正式典礼的场合也提供茶汤。

　　圆仁，是最澄的弟子，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参加第18次遣唐使入唐求法，七月到达扬州。本想去台州国清寺寻根问祖，因未被允许，只好改变路线，前往五台山求法。圆仁著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其中记述会昌三年正月廿八日，在长安，左神策军观察使仇士良请日本、狮子、天竺、龟兹、新罗等国僧人，同集左神策军军容衙院，一起吃茶。这堪称一次国际茶会。

　　（来源：中国茶叶协会）

　　《中国食品报》(2022年09月22日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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